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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金额巨大【重大离婚案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员、审判员:
 
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接受张某某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二审诉讼代理人。根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被上诉人再投资设立的八家公司的财产性权益没有分割,上诉人请求依法分割被上诉人隐匿的夫妻共同财产性权益应当依法支持。
1、本案涉及的再投资设立的八家公司的财产性权益在原离婚协议中没有分割。
 2012年1月28日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序言中,关于两份协议分割的财产范围作了明确的说明,“在此份《离婚协议书》中,甲乙双方对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和价值(包括夫妻双方各自名下的房屋、存款、开发世贸某某公寓和世贸某某两个项目的股权以及以甲方名义参股、入股的其他公司的股权所对应的财产)已清楚地认定”,在上述范围中,并不包括以世贸某某公司名义投资的公司。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第一项,是被上诉人隐匿的没有分割的财产。从协议内容看,再投资的八家公司,不在约定的范围。
2、从实际情况看,被上诉人掌控公司,而上诉人忙于家庭,不了解公司情况,更不知道还有这八个公司。
若争议的八家公司的财产权益纳入了分割范围,前提是上诉人知悉这八家公司的存在。但上诉人并不知道有这八家公司,被上诉人也没有告知过有这八家公司,不存在纳入分割财产范围的前提。
3、从社会常识看,数额涉及数十亿的财产性权益,若在分割范围,不可能不罗列清楚,上诉人也不可能放弃数十亿的财产权益。
上诉人要求分割、被上诉人享有权益的八家公司的财产性权益,数额达数十亿之巨。若《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分割范围,包含了该八家公司的财产性权益,就会列举清楚,而不会一字不提。按照一般的社会常识,别说是如此巨额财产,即使是价值稍高的财产性权益,在分割时都会列举清楚,或者制作财产清单。就像上次开庭时被上诉人代理律师提到的,一辆汽车、一处房产都写的清清楚楚,而这八家公司只字未提,按照社会常识判断,不可能包含在分割范围。
“北京奥中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奥中某某)和“北京奥中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奥中某某)名下的房产,保守估算价值就高达近百亿。若不是被上诉人隐匿了这巨额资产,上诉人不可能应该分得数十亿元的情况下,而在只分得2亿多元的协议书上签字。
关于被上诉人所称,这些房产就是补充协议约定的世贸某某和世贸某某公寓开发项目的股权,代理人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第一,补充协议约定的是股权,而张某某主张的是公司的财产。第二,被上诉人从一审到二审,从来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这两者是一会事。第三,从现有证据,根本得不出两者是一回事的结论。
4、一审判决以争议的八家公司不是被上诉人直接持股为由,不支持上诉人分割被上诉人享有的相应财产性权益的观点不能成立。
一审判决第八页第五行至九行“经查,被告仅持有世贸某某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奥中某某贸易有限公司各65%的股份。原告所述上诉公司对外投资或再投资所持有的八家公司的股份,均属公司财产,而非个人财产,原告要求分割非被告持股的公司财产,没有法律依据”。从上述内容看,一审判决并不否认双方离婚协议约定的财产分割范围并未包含这八家公司,不支持分割的理由是这八级公司不是被上诉人持股。但一审判决的这个理由并不能成立。
这八家公司的财产当然首先是公司的财产。但是,股东对公司的财产享有财产性权益,这是公司法的规定,也是社会常识。股东是为了获取利益而投资公司,若股东投资后,投资就成了公司财产,而股东没有了财产利益,股东就不会投资设立公司了。再投资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要通过中间的公司获取再投资公司的利益而已,但不能因为获取财产权益的途径复杂了,就否定了该财产性权益的存在。
客观现实是,被上诉人享有这八家公司的财产性利益,包括分配盈利的权利,以及在公司终止时,分配公司财产的权益。若被上诉人能从这八家公司获取财产性利益,而上诉人却不能分割,显然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
上诉人提交的国内著名民商法、婚姻法、公司法专家的《法律意见书》,同样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被告名义投资设立的公司,被告对该公司再投资审理的八家公司所享有的财产权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5、上诉人要求分割隐匿的夫妻共同财产与法有据。
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被上诉人关于没有隐秘财产的观点不成立。
被上诉人是世贸天阶公司的董事长,八家公司都是世贸某某公司投资设立,对这八家公司的存在,肯定是知悉的,而且这八家公司是置于吉某某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张秋华作为家庭主妇,不参与公司管理,根本不知道这八家公司的存在。被上诉人没有告诉上诉人张某某有这八家公司,没有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列明,没有纳入分割的范围,当然就是隐匿。
被上诉人关于公司是经过登记的,可以查询知悉。但前提是知道被上诉人投资和再投资设立了那些公司,然后去查这些公司。但张某某根本就不知道世贸某某公司再投资设立公司这些事实,如何去查这八家公司?就像房产也是登记公示一样,若一方登在自己名下个房产,另一方不知道,离婚分割时也不说明,不列入分割范围,当然属于隐匿财产。
二、被上诉人辩称的“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世贸某某公司的股权已经进行了处理,所以不存在八个公司股权价值未处理问题”的观点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的上述观点,仅仅是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如何处理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再投资设立的八个公司,世贸某某公司享有财产性权益,这部分财产权益属于世贸某某公司财产的组成部分,在清算或者审计或者分割时应当予以列明,包含在世贸某某公司财产的范围之中。但在客观实践中,不论是因为有意的隐匿还是无意的遗漏,应当分割的财产没有分割的情况时常发生。所以在企业破产重组,甚至在分家析产时,出现遗漏分割财产的情形时有发生。我们不能因为协议中写明所有财产已分割,但实际上确实有没有分割的财产就不去分割。
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只字未提这八家公司。本案在分割财产时,并不是像国有公司破产清算或公司重组那样,进行了资产的审计,也没有列举公司财产清单。被上诉人关于《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包含了并未在协议中出现的八家公司,不符合社会常识。
三、关于《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中财产范围的兜底性规定。
一审判决关于两份协议中明确约定:“女方从共同财产中分得人民币两亿元,其余财产归男方所有”,来论证没有隐匿财产的推论不能成立。
这种推论的前提,首先要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内的一部分归女方,那么,“其余财产”归男方,这个“其余财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这个范围内的剩余部分。但是本案中,这八家公司并没有在这个范围内,“其余财产”当然不能包括该八家公司。
双方协议约定的分割财产的范围,共有三部分:一是夫妻双方各自名下的房屋、存款;二是开发世贸某某公寓和世贸某某两个项目的股权;三是以甲方名义参股、入股的其他公司的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显然,分割的范围没有包括这八家公司,“其余财产”是指以上范围内的其余财产。据此,推论的结果是被上诉人隐匿了这八家公司的财产,而不能推论出没有隐匿财产的结论。
四、以被上诉人名义投资设立的两个公司股权,根据上诉人得到的信息,准备以60亿元出售,上诉人分得2亿元财产显失公平,上诉人请求变更应予支持。
1、上诉人的第二项请求,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变更的情形。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民通意见》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被上诉人利用了在所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优势,利用了上诉人主要忙于家庭事务而不了解被上诉人投资和再投资公司情况的劣势,致使签订的协议显失公平。从结果上看,仅就这两个公司来说,上诉人应当分得十几亿,但仅仅分得了两个多亿。少分了十几个亿的财产,双方的权利明显失衡,属于以上规定的可以变更或者撤销的范围。
2、被上诉人关于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的观点不成立。
被上诉人以《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为由,认为本案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但是,本案上诉人要求审理的不是关于“婚姻关系”的问题,而是财产分割问题。而且,最高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起草者关于第九条的理解与适用中,也明确说明了,该司法解释规定的关于可变更可撤销离婚协议的法律依据,就是《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见《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第82-83页)。
上诉人提交的著名婚姻法、公司法、民商法专家《法律意见书》也认为,双方的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除了适用婚姻法外,也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3、被上诉人关于离婚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不能变更的观点不成立。
虽然离婚协议有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地方,但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部分,也要遵循民事合同的一般规定。在社会实践中,有的案件可能由于双方过去的夫妻关系,可能还育有子女,在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除了纯粹的利益考虑外,常常难以避免地包含一些感情因素,一方放弃主要或大部分财产的约定认定为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而予以撤销或变更要慎重。但本案上诉人请求的第一项,是隐匿财产,不是知道这些财产的存在而放弃,不是显失公平问题。上诉人请求第二项变更协议的请求,本案不是上诉人主动放弃大部分财产的约定,而是由于所处的地位等因素,导致上诉人不知道应该分割的财产有如此之巨。
3、上诉人的第二项请求是否超过了法定期限——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适用问题。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首先,本案请求第一项是没有分割过的遗漏财产,不属于该条款的调整范围。
其次,本案请求第二项,请求变更协议内容,按照显失公平考虑,本案也不受该条“一年”期间的调整。
司法解释关于“一年期间”,调整的对象是离婚时签署的离婚协议,而本案上诉人要求变更的,是离婚近两年后,新达成的协议——《离婚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这个协议本身就超过了离婚后一年的时间,不是该条规定调整的范围。从反对解释的角度来解释,若说该条规定调整本案的补充协议,那么,从“离婚时”开始计算一年的时间,是2011年1月29日,但本案要求变更的补充协议,是在2012年1月18日才形成的,司法解释不可能规定,一个协议还没有做出,就已经超期了,超过了请求救济权利的期限。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这不是该条司法解释的本意。
    本案要求撤销的离婚登记两年后形成的《补充协议》,不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调整对象。根据《合同法》第55条规定,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变更或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权利的,都应当受理。
其三,被上诉人关于只有存在“欺诈胁迫”情形才属于撤销范围的观点,是对该司法解释的片面曲解。
该条文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却称只有存在“欺诈、胁迫”情形的,才是可以变更的情形。这显然是对该条规定的曲解。如何理解“等情形”,起草者明确表明,这条司法解释的依据是《合同法》的54条,起草者说“等情形”就是说,欺诈、胁迫不是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唯一条件,司法解释留有余地,法院发现存在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法院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变更或撤销协议。(见《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第82页),而不是被上诉人理解的仅限于“欺诈、胁迫”两种情形。
五、关于上诉人请求分割公司财产权益是否得当。
张某某的诉讼请求有两项,一是分割遗漏的再投资八家公司吉某某所享有的财产权益,二是变更离婚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次开庭,被上诉人提出财产性权益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来论述一下这个财产性权益是什么东西。
这八家公司的股权归属于世贸某某公司,吉某某是世贸某某公司的股东,对世贸某某公司享有股权,这八家公司的财产权益,通过世贸某某公司,最终要归属吉某某。吉某某对这八家公司享有的不是股权,但享有财产性权益。我们知道,民事权利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财产权又分为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股权、知识产权中也有人身权的属性,在这里我们不做讨论)。财产权与股权是种概念和属概念的关系,或者说财产权是股权的上位概念。就本案来说,使用“财产性权益”并无不妥,相反,若使用股权,则会有使用不当之嫌。而且,即使是直接投资设立的公司,直接请求分割有限公司的股权并不合适,因为有限公司是资和加人和,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到底是分割得到股权,还是对应的财产,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用财产性权益这个概念,却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分割股票是财产权益,分割出售股票得到的资金也是财产性权益。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请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代理人 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                                                                 
 
                        刘昭彦 邵亚光 律师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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